江东还是江南
内容提要：由于明清江南研究的重要，使其形成了某种“霸权”，以至于江南这一概念被上溯到了六朝隋唐时期，学者们习用而不察。实际上，六朝隋唐时代更适合用江东等具时代特色的称呼为宜。如江东、吴、三吴、浙西等地域概念，也需要学界深入探讨。文章通过对江南和江东等地域概念的使用分析，指出学界在“江南”地域概念使用上存在着一些混乱和不足。期待学界正视这一问题，建立起一个纵向时间轴上的“江南”地域概念谱系，而不该简单地一以贯之。
原文出处：求是学刊2018年04期
史学界对于明清江南的研究非常热门，成果可谓丰硕。相对而言，对于江南的早期历史，特别是宋以前的江南区域研究比较不足。当然，即使是相对不足，研究成果还是非常多。我们在这里，仅就六朝隋唐时代“江南”区域的称呼问题，做一番研究的综述及反思。
之所以在标题中给“江南”二字打上引号，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江南这一词汇在六朝隋唐时代作为地理概念使用并不太合适。很明显的事实是：六朝隋唐的“江南”概念与明清的“江南”概念并不一致。不加辨析地使用江南一词，不仅不符合史实，而且也容易造成“以今视昔”的错觉。
一、“江南”概念的研究史
江南，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从这一角度论述的，最重要的是两篇文章：周振鹤的《释江南》①和李伯重的《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②周振鹤的《释江南》一文对“江南”一词的历史内涵的变迁进行了梳理，成为这一问题的权威文献。讨论者已经很多，但周振鹤一文依然是我们现在讨论这一问题的起点。
1.“江南”所指的演变史
周振鹤指出：江南一词在地理概念上的指向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同时，江南一词本身也是丰富的、多层次多方面的。具体来说，早期的“江南”，意为长江以南，所指范围很广，直至岭南以北都包括在内，实际上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关于这点，李伯重说得更加明确：“在较早的古代文献中，‘江南’一词，如同‘中原’‘塞北’‘岭南’‘西域’等地理名词一样，仅用来表现特定的地理方位，并非有明确范围的地域区划。”李伯重强调，早期江南一词更多的是具有“方位”的意义。因此，作为在南方方向上的太湖流域地区，③自然也在两汉人的江南所指之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江南地区在早期的概念中也自然包含在内。
但是，周振鹤又指出：两汉时期，“江南”一词所指，大多以长江中游的洞庭湖南北地区为江南的主体。也就是说，大部分情况下，汉代的江南并非今天江南所指范围。
那么，“江南”一词指向今太湖流域一带，所起何时?周文认为也是汉代，其原因有二：
一是因为泛称。“因为汉代人视江南比此先秦及秦人为宽泛，包括豫章郡、丹阳郡，甚至会稽郡北部，亦即今天江西及安徽、江苏南部。”
二是因为交通的变化。“会稽被称为江南与汉代形势有关。汉初，刘邦传濞为吴王，兼有江北之东阳(后改广陵)，江南之会稽(又称吴郡)及鄣邯(后改丹阳)三郡之地。建都于广陵(今江苏扬州)，于是从广陵到丹徒之间的南北交通也成为渡江要道，以会稽郡北部为江南的概念也就油然而生了。”冯贤亮据此认为：以会稽郡北部为“江南”的概念由此产生。或者说，今天的“江南”概念从此起步。因为这里，江南所指的方向是明确的。
那么，“江南”一词大多指向今太湖流域一带，又是在什么时候呢?周振鹤指出：“到了隋代，江南一词已多用来代替江东与江左。”我们认为，隋代时，江南一词开始指向太湖流域一带是不错的，但这一状态并不是隋朝突然出现的，而是六朝以来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所以，六朝时代，江南一词已经开始大量指向太湖流域一带。因为六朝的首都是建康，政治经济中心也都在今江南一带，北人的“江南”一词自然较为强烈地指向今江南一带。实际上，《三国志·吴书》中，就已经常见用江南来指称孙吴。值得注意的是，周振鹤所举的两个例子，《隋书·贺若弼传》说：“高祖受禅，阴有并江南之意。”④《韩擒虎传》又言：“汝闻江南陈国天子乎?”⑤都是隋朝君臣在平陈前后的政治语境下所说的话。这里的江南，自然也是以首都建康来指代陈朝之意。
关于这点，李伯重也有明确指出：“然从政治着眼，在魏晋南北朝时北方人的眼里，江南就是江左政权的代词，因为后者的都城是定在属于江南的建业(后称建康)。”
不过，另一方面，正如周振鹤一文指出的，此时江东一词也还是多见使用的。这是因为江东一词指向较为明确，范围比江南小很多，其实更便于确指太湖流域地区。所以这一时期，当是江南和江东两者并存并用，但江东为多的时期。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江南称呼，出现在唐代。周振鹤指出：“较确切的江南概念到唐代才最终形成。”这是指唐太宗贞观元年分天下为十道时，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是秦汉以来最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江南所指范围仍然十分广泛，与汉代的江南概念基本上一脉相承。虽然与此前不同的是，此时的“江南”首先是行政地理概念，其指向十分明确。但实际上，江南一词被确定为长江以南这一内涵得到了重新认定。换句话说，和六朝江南一词渐渐缩小的范围相比，唐代的江南一词的所指再次放大了。
李伯重则认为，唐代前期十道的划分与命名，比如江南道，颇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认为，除此之外，也与政治形势变化有关。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统一完成，今江南一带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重落到边缘地位。“江南”一词再次在北人眼里是广大而边缘。最引人注目的是，《隋书·地理志》中对江南的描述依然类似《史》《汉》两书，几乎就是照抄。这种对事实的忽视，充分反映了再次大一统之后，北人的傲慢和对南方的漠视态度。在统一局面下，南方被边缘化是明显的事实。另外，隋文帝将建康城彻底毁灭、锄为农田一事，又可以反映出南方要被刻意去中心化的意图。
最后，周文指出江南一词变化中所反映的方法论的意义：“从江南一语含义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一概念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扩大而变易，而且还具有经济涵义——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区的范围。”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一个地理名词的变迁，本身所反映的内容实在是非常丰富的，不仅仅是地理问题。周振鹤的这篇论文，之所以经典，不仅仅是他揭示的江南概念，更是其中高明的史识，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2.感觉地理和唐人的江南意象
周振鹤的论文已经指出：在整个唐代，江南一词的内涵在悄悄发生着重大转移，再次强烈指向了今太湖流域地区。他说“江南一语在唐代已脍炙人口”，主要是因为“江南地区的繁盛富庶在唐代就已出现”。这里的江南，无疑主要是指向太湖流域地区。如当时的许多诗词以江南为题，歌咏的都是这些地方，白居易的《江南忆》就是如此。
另外，周振鹤还指出：江南一词，还会溢出长江以南的范畴：“从东汉到唐代，江南也可用来泛指江淮以南和江汉以南地区。”还有唐代的扬州，始终被当成江南来看待，甚至“唐代大部分歌咏江南的诗词竟都是描写扬州的繁华景象的”，一方面提醒我们，江南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很大的模糊性、随意性，另一方面，江南这一地理概念，逐渐地开始由经济、文化的内涵来主导了。而经济、文化上的江南概念，无疑越来越多地指向了东南方向。
将周振鹤的这一思路进一步大大拓展并开辟出新的研究思路的，目前来看，最好的成果当属张伟然的《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及地理意象》。⑥
张伟然在此文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他是要做“感觉地理”。关于“感觉地理”，张伟然认为：“对于历史时期的文化地理研究，当事人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张伟然提出了“感觉文化区”的概念。它指的是既得到区域内居民认同又得到区域外人民广泛承认的一种区域意识。感觉文化区看似不容易把握，其实判定起来却不难。对于享有共同文化价值体系的感受者而言，大体有相对较为稳定的感知理据。
这个感觉地理，简单说，就是一个认同的问题。李伯重在《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一文，提出的第二条标准，其实与此类似。不过李伯重没有细分这个认同的主体“人们”是谁。实际上，认同明显应该是有两个方面的：一是来自“江南”本土的，是内部认同；一是来自“江南”之外的，是外部认同。张伟然的“感觉地理”，就很明确指出了内部认同和外部认同的关系，比李伯重的标准更加细致了。
那么，这种所谓的“感觉地理”的依据是怎么来的呢?换句话，通过什么材料来获得人们对某个区域的特殊认知和认同呢?张伟然认为，这个要靠“意象”：“讨论感知不能不凭藉地理意象。所谓意象(image)，指的是客观事物在人意识中的形象和估价，他是一种精神图景、一种被感知到的真实，是联系环境与人之间的媒介。”从具体操作来看，张伟然使用了大量的唐代诗文来获取他的“意象”，这当然首先是史料分布导致的——唐代的诗文数量很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意象”的一个特点，意象更多地来自主观感受，而诗文这些文学类的作品，能够比较多地体现出人们的主观感受。
张伟然该文是针对整个唐代的，“江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张伟然先将唐代分为南北两大区域，而南方又可以判读出巴蜀、荆楚、江淮三个较大的区域。
他指出：从唐人对江淮这一概念的具体运用来看，“淮南、浙西东、宣歙、江西被称为江淮”。“在唐人的感觉中，江淮这一地域内部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淮南、江西与江南三个地域。”他还特别指出：“如果按照对江西的命名方式，江南似乎应名江东。因为江西的得名是‘江南西道’之省，而此地则为江南东道所在。唐人将此地径名江南，直观显示了这一地域所享受的特殊地位。”
确实，太湖流域这个区域在唐代已经有了特殊的地位，所以导致“江南”这个概念直接赋予了这一区域。这点，在周振鹤和李伯重的文章里都提到了这一转移过程，这里张伟然从“感觉”的视角，表达得更加清晰。
接下来，张伟然把江南的意象，又具体落实在一个个名词上。首先是“佳丽地”。他指出：“在唐人的笔下，江南是与‘佳丽’二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几乎有以之为别号的趋势。这一称呼本是南朝积习，但当时号为佳丽的并不止江南。值得注意的是，入唐以后，它似乎已成为江南的专利。”而且进一步指出，“佳丽地”的含义在唐朝更多偏重于指该地明媚的自然风光——“江南”等于“好山水”。这确实让人觉得巧妙新奇又言之有理。
此外，他还指出，江南的意象落实在具体实物上的，除了山水，还有植被，如青草、垂柳、翠竹等等，最具江南特色的植物还有莲和橘。这些论证都是饶有趣味的。
张伟然还从一个现象入手——“当时的北方人在描述江南的生活方式时，一如其对江南的自然风光，总带有某种欣赏、赞叹乃至向往的口吻。这是与南方其他地区大不对等的”。并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江南特殊的经济地位。因为在唐人眼中，“江南”此地可谓财富渊薮，尤其是浙西东。
对此，他进一步从唐人整体感觉来证明江南的特殊性。他认为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地域结构，南北两大区域有明显差别：北方四区——关中、河东、河南、河北，它们之间大体是并列的。并不存在某个区域，可以旁若无人地代表整个北方。而南方的情形与北方迥异，南方是一个明显的“梯度结构”。江淮是极度活跃的地域概念，无疑是整个南方的重心所在。而江淮内部，又有进一步的地域级差。相对于淮南、江西，江南有更大的权重。这种比较的视角十分巧妙，论证也很有说服力。
而且，张伟然进一步指出了当时唐代地理意象中，存在一个“两极”观念——其一是首都，这是政治中心所在；另一极是吴地，这是经济和文化的核心。唐人诗中，常有“秦吴”对称，如韩愈“秦吴修且阻，两地无数金”，等等。这个“两极”新说，是对唐代地理观的一个重要认识。从唐代的“江南”认识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一两极说，还需要更多更详尽的、多方位的论证工作。总之，“硬实力”的提升，是“江南意象”地位急速上升的根本原因。所以张伟然还指出：除了在经济上富甲天下，“当时江南在文化上也隐隐然已成为天下的轴心”。这是互相可以印证的。
总之，这是一篇内涵非常丰富的文章，除了为我们具体论证了唐代“江南意象”的内容外，其价值更在于，开辟了“感觉地理”这个新领域，提供了一个研究地域文化的新方法、新视角。我们甚至可以乐观地展望，当“感觉地理”这套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江南区域的其他时间段研究上，可以期待得到很多新收获。
3.江南概念的界定及其他
李伯重的《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一文，也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赞同。他一直致力于江南经济的研究，从明清一直追踪到唐代甚至六朝。所以，对江南一词的概念分析，是他学术上要首先解决的一大问题，也为江南史研究学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伯重的研究，更侧重于“江南”这一概念在现代学术研究话语中的具体使用，显示出他对学术规范的自觉意识。他首先分析了理论指导的视角，指出了区域之所以能够成立，必须满足两个标准：“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好还属于同一水系，使其内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显然，这讨论的是地理基础。这一点是继承了前人的经验。“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人们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这讨论的是人文基础。这一点是李伯重在施氏-斯波氏的理论基础上增加的内容，就是所谓的“历史的承认”。我们认为，这是高明的史识。这种认识，也是非常符合我们对中国区域史的观察的。
关于历史研究，现在学界中有很强的社会科学化倾向，这种倾向会尽量地排斥所谓的“个人经验”式的感性认识，甚至用理论推导出来的“史实”来颠覆一般史学界常识。当然，颠覆式的认识是存在的，但也常常会是自己构建出来的史实。因此，如何将社会科学倾向化的理论推导，和个人经验式的感性认识完美结合起来，是史学界的难题。我认为李伯重提出的“历史的承认”对于区域史的研究来说，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李伯重文章除了概念界定的标准外，还具体讨论了“江南”这一地理名词含义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周振鹤文章相比，李伯重文章注重的不仅仅是“江南”一词的内涵，更注意江南这一地理区域本身在历史上的不同称呼。关于明清江南概念的出现，李伯重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唐代江南道的范围也几乎包括整个长江中下游。……元以后行省的设置，更强化了这种趋向，而与以经济文化为基础的区域概念有所脱节。”说明了从唐到元，江南概念更多的还是纯地理和行政概念，和明清时代有别。但是他同时又指出，唐宋以来经济发展本身，应该是明清江南概念的前驱：“以唐宋间基本经济区转移为背景，以经济文化为纽带的江南区域概念则经常浮现出来。……由此可见，历史上所说的江南有大体上范围指长江中下游或长江下游的两种说法，后来还有仅指苏南及杭嘉湖平原的。”应该说，李伯重不仅提出了较为科学的划分标准，还从江南地域本身着眼来分析各种地域称呼，这也是这一问题的经典论述，值得反复学习。
虽然两位学者的研究被大家广泛引用，但是因为各自研究对象、时代的差异，学者们还是不停地在各自论著里面定义自己的江南概念。对概念“江南”的研究也还在继续深入，无法一一列举。另外，对江南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探讨的，不止于历史学界。文学界也从各自的视角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刘士林，他的一系列著作⑦都围绕一个核心观点而展开，即“诗性与审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在他看来，虽然审美创造在其他区域文化中同样存在，但在江南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和独特。“只有在审美自由精神这一点上，才真正体现出古代江南民族对中国文化最独特的创造，是其他区域文化不能替代的。”因此，应“把审美精神看作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⑧这种观点得到不少学者的响应，如张兴龙、⑨景遐东⑩等。他们在具体文献梳理上没有什么新意，不过有些看法具有启发性，提醒我们对地域文化的考察，不仅要结合自然地理、历史经济等因素，还必须注意到历史人文领域的精神风貌。
二、“江南”的其他指称：江东、三吴、浙西等
正如上文所说，各个时代，对于太湖流域一带的称呼并不相同。我们必须要挖掘一下这些丰富的指称，重新赋予其生命。甚至将它们转化为学术术语，如江南一词一样。只有百花齐放，才能真正显示出历史的丰富性。
1.江东
六朝隋唐时代，太湖流域这一区域的称呼，更常见的不是江南，而是“江东”。周振鹤已经简要地提到了江东这一称呼的起源和发展。实际上，比他更早的时候，黄锡之先生就有一篇短文《释“江东”》，(11)提出来一些问题。他指出，最早出现“江东”一词，见之于《史记·项羽本纪》。他还探讨了为什么称江东的原因?引用了清代洪亮吉在《更生斋》“文甲集”中的论述：“盖大江自今安庆府以下，势皆斜北而东，故江至此，又有东西之名。”(12)
据宣炳善指出：最早对江东的内涵做出解释的是唐末五代的丘光庭，他的《兼明书》卷五“江东”条下云：“古人称江东皆谓楚江之东也，以其江自西南而下，江南、江东随江所向而呼也。”(13)另外，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江西广东广西”条下说“盖大江自历阳斜北下京口，故有东西之名”。(14)从地理方位上讲，长江的流向，自安庆至南京之间为西南南、东北北流向。从交通上看，长江自安庆抵南京段的主要渡口，都是东西向横渡长江。这段长江的两岸就分别有了江东、江西的称呼。这个问题背后，可以延伸的一个历史认识是，古代早期进入太湖流域地区的交通路线，从安徽地区渡过长江是更为常见的，所以这片地区也自然被命名为江东。
六朝隋唐时代，太湖流域地区，是应该用“江南”还是用“江东”?从这一历史时期的文献看，主要还是用江东的多。
所以，有不少现代学者也是运用江东概念来指代六朝江南这一地区。如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15)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16)等等。方北辰明确使用江东概念，在这里，江东还是用来界定世家大族的，江东世族相当于“吴姓大族”的概念。不过他对于江东的概念在一开始就用一句话带过，没有深论。
较为明确以“江东地域”为研究对象的也大有人在，如王志邦《六朝江东史论》(17)等。可惜的是，该书由多篇论文构成，并没有对江东这一概念做出明确定义。李伯重的《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18)明确使用了江东一词，而且做出明确说明：“本文中的江东地区，大致为东晋南朝时代的三吴和会稽，因此常称为吴会地区。”还指明了唐代对应的区域：“大致相当唐代的浙西道及毗邻的越、明二州。”李伯重的这篇文章还明确提出了东晋南朝形成“江东文化”这一命题。
当然，涉及六朝时候的问题，也有不少学者会使用江东这一概念，比如在孙吴政权的研究中，常见江东一词。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常用江东概念，涉及研究者的叙述。而明确地将“江东”作为地域概念加以论述的，并不常见。至于明确以“江东”为地域对象进行研究的论著就更少了。这些都说明，江东或江东文化一词并没有成为大家的共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江东”所指的，都是一个地域性概念，而远非是地域认同。认同的形成期是在六朝时代，但是认同的概念凸显，则是在唐代。
除了江东，还有江西，这方面的研究也值得参考借鉴。刘新光的《唐宋时期“江南西道”的地域演变》就探讨了以唐开元末的“江南西道”的空间范围为限定，讨论该地域在唐宋数百年间演化的内在动因与具体表现，指出：唐宋六百多年间推行的“道路制”影响深远。从唐代的分道到宋代的分路，表面上看是对“道”的扬弃，实则体现了继承与发展，因此以“道”的地理范围讨论该地域在唐宋时期的演变，可以更好地把握其演变脉络。(19)作者还出版了新作《唐宋时期“江南西道”研究》(20)一书，值得参考。
另外，和江东密切相关的，或者说由江东概念发展出来的还有两个词：江左、江表。
前引黄锡之的《释“江东”》指出：“江东已易称为江左。”(21)并指出了这个称呼的原因：“这是因为古人习以东为左、西为右，故东、西每常与左、右互相替代之故。”此因我国一贯以坐北朝南为准，所以以北视之，东在左，所以左即东的别称，江东即江左的别称。这很好理解。
不过有趣的问题是：南朝时代，人们习惯称东晋一朝为“江左”。以史实论，东晋和南朝疆域差不多，政治形势也相似，为什么会独称东晋为江左?为什么南朝少见自称或被称江左?未见有人分析。或当与政治文化有关。这不失为一个有深度而又有趣的问题。
至于江表，也是常见的称呼。因为表有外的意思，所以江表其实意味着江外，也是和北方的视角有关。《江表传》就是记载孙吴历史的著名史书。《江表传》作者是西晋人虞溥，虞溥曾有过这样的表达：“自汉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训，废而莫修。今四海一统，万里同轨，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广开学业，以赞协时雍，光扬盛化。”(22)可见，他确实是以西晋时代统一的视角来叙述孙吴一朝的。江表一词在《三国志》中所见，似乎大都不是吴人自称之词。关于江表一词的研究，除了周振鹤文章中提及一笔外，目前似乎也相当缺乏。
2.吴(越)、吴会、三吴、吴中等称呼
周振鹤的江南论文，因为论题所限，他没有能论述到另外一组概念，即吴(越)、三吴等一批同地域的称呼。相对而言，如果说江南、江东(江表)这些概念有明显的北方视角的话，那么，吴、吴越等概念则显得较为“客观”。如前所述，江南一词在隋时大量使用，往往出自北方君臣之口，显然是自北而南的视角。
实际上，由吴(越)这一概念衍生出来的“吴会”“三吴”等概念，更多地被本土人使用。这说明它们更具有本土视角。关于这批概念的分析，也有一些相关的文章。
吴这个概念的源头自然是春秋时代的吴国。但是西汉前期吴王刘濞的长期统治恐怕也有重要影响，更不用说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再次以吴为号召。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吴郡”这样的行政区划名称的长期使用。这些历史积累无疑一次一次强化了“吴”这个词的标志化意义。较多讨论吴和吴文化的是吴地学者，如陆振岳，其《吴文化的区域界定》(23)认为，吴文化区的界定离不开吴语文化的分布区域，但有时会超出这个范围，包括温台、宁绍、金衢、杭州湾、太湖地区、宁镇地区，是一个较大的区域概念。张承宗的《吴文化演变的历史考察》(24)几乎是一篇吴文化发展简史。在第一章，讨论了吴地的范围问题，指出有广义和狭义之别。他认为：秦汉时期，吴地本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以《汉书·地理志》为标准，吴地一词，除了吴会为核心外，还加上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诸郡，其地理范围与春秋时代吴国极盛期间的疆域差不多。而狭义的吴地概念，也产生于东汉时期。以《越绝书》为标准，其相当于今天吴语区的范围。不过以其文意看，这个所谓吴语区，似乎范围基本上在东汉时的吴郡范围内，与陆振岳的吴语区范围界定似有不同。
吴越。谈吴，不能离开越，故吴越经常合称。当然，吴、越细分起来，又有区别。所以，古文献中吴越一词的概念，有时候是“吴越”，泛指这一片地区；有时候是“吴、越”，指两个地区的关系。虽然细微，不可不察。
吴、越两地在古代经常相提并论，被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如《越绝书》卷六《越绝外传纪策考第七》记载：“吴越为邻，同俗并土，西州大江，东绝大海，两邦同城，相亚门户。”(25)又如《三国志》记载，孙策临死时对张昭等说：“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缓，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26)在这里“吴越之众”与“江东之众”并列，说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吴越和江东的地理范围是重合的。
直到今天，在将江南地区的地域文化置于全国背景下时，也就是说，要强调本区域的地方特色的时候，也经常冠以“吴越文化”的称呼。从这个角度来说，吴越似乎更具有个性化，而江南一词似乎更具有普遍性意义。
吴会。与“吴越”类似的一个名词是“吴会”。目前可见的研究，可追溯到顾炎武的《日知录》卷31“吴会”条。此条目旨在说明：吴会的“会”，乃指会稽，而非都会之“会”。吴会，意为吴郡、会稽郡。吴越一地，西汉本为一个郡——会稽郡，东汉则以钱塘江为界分为吴郡、会稽郡。吴会，相当于吴越。
我们从顾炎武引用大量的吴会一词，可以看出：当时吴会一词主要流行于魏晋时期。其用法颇类似于隋朝时使用“江南”一词。不过目前尚未见有专门讨论“吴会”这一概念的文章。李伯重在《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一文中，在界定江东一词的时候，使用了吴会这个概念：“本文中的江东地区，大致为东晋南朝时代的三吴和会稽，因此常称为吴会地区。”(27)利用当时当地的常用概念，比取用后世的概念，甚至是自己生造的概念，显然更好。但目前来看，使用者依然十分少见。
类似的还有“吴中”一词。谭其骧的《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28)一文中使用过。他认为：以《隋书·地理志》所见的风俗区域划分，有一个小区域，可以命名为“吴中”七郡。其范围界定为“以太湖流域为中心、西包皖南宣城一带，南包浙江宁绍金衢”。(29)谭其骧所划分的吴中七郡，从名词到区域界定，都直接来自《隋书·地理志》。这个观察来自唐初人的认识，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可惜目前来看，“吴中七郡”这一概念尚未有很好的继续研究者。(30)
三吴。东晋以后更加常见的一个词为“三吴”。因为三吴的解释颇有争议，所以出现了多篇论文讨论。王铿的《东晋南朝时期“三吴”的地理范围》指出：东晋以后，“三吴”一词频见于史书，并总结了“三吴”的三种解释：(1)《水经注》说。《水经注》“浙江注”曰：“汉高帝十二年，一吴也，后分为三，世号‘三吴’，吴兴、吴郡、会稽其一焉。”(2)《通典》说。《通典》“州郡十二”曰：“秦置会稽郡……汉亦为会稽郡，后顺帝分置吴郡。晋宋亦为吴郡，与吴兴、丹阳为三吴。”(3)胡三省说。《资治通鉴》“晋纪一六”胡三省注曰：“汉置吴郡；吴分吴郡置吴兴郡；晋又分吴兴、丹阳置义兴郡，是为三吴。”经过考证，他认为三吴为：吴郡、吴兴、会稽郡。(31)
余晓栋在《东晋南朝“三吴”概念的界定及其演变》中提出了一些修正的观点，主要是将三吴的称呼分为了东晋和南朝两段时期，认为情况有所不同：东晋时期的三吴，应该指：吴郡、吴兴、丹阳。他认为三吴乃从春秋之吴分离出来，因此三吴都在吴的范围之内。而南朝以来，“三吴”的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史料中明显将义兴或会稽排除在“三吴”之外的记录已不可见，“三吴”概念逐渐模糊，且存在着三说并存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三吴”的三种解说都是合理的。或者可以说，三吴并非必须是三个郡，而是这一区域的一种习惯性指称。(32)将东晋、南朝分开讨论，使得问题更加细致，也很好地说明了三吴概念本身的变迁。特别是“概念逐渐模糊化”这一现象，值得我们重视。
3.由行政区划而来的称呼：扬州、浙西
由行政区划而来的称呼，主要有两个：扬州和浙西。
扬州，是西汉中期以来设置的刺史监察区之一，后来演变成一个行政区划。其地理范围包含了太湖流域。而太湖流域又是扬州的核心区域，因此，用扬州来指称太湖流域一带，也是很顺理成章的。
东晋南朝以后，扬州范围逐渐缩小，最后只局限于长江以南的今苏南、浙西之地(钱塘江以东地区，大部分时间在扬州范围之内，但曾几次分割出去，名为东扬州)。扬州的治所，自三国东吴以后，一直位于建康(今南京市)不变。扬州实为东晋南朝的京畿之地，以扬州来称呼太湖流域一带，更是吻合。周振鹤的文章说：“到了隋代，江南也被用来作为《禹贡》扬州的同义词。例如在《隋书·地理志》中，火耕水耨，食鱼与稻被含糊地当成淮河以南的扬州地区的风俗。”也就是说，在《隋书·地理志》这样的官方记载中，显然太湖流域一带，可以用扬州的概念称呼。
另外，因为扬州又是《禹贡》的九州之一，所以扬州一词本身又含有各种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古代文献中所指地域，因此也就经常别有意味，会超出单纯的行政地理区划的内涵。这方面也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33)
浙西完全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称呼“浙西”，是在唐代后期出现的。李伯重的文章中重点讨论了浙西概念：“由于江南道范围过大，其内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差异亦颇巨，因此盛唐时被一分为二。今日浙、闽二省与苏、皖南部被划为‘江南东道’，其余地区则划入‘江南西道’。这样划分比过去好一些，但还是太过笼统。中唐时代，结合各地半割据状态，朝庭又把江南东道再分为浙西、浙东、宣欲、福建四个观察使辖区(俗称为道)。应当说，这个划分相当准确地表现了各地区的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的差异，是颇为合理的安排，我们所研究的江南地区，就由‘江南道’之一部，变成‘江南东道’之一部，再变成‘浙西’了。”李伯重还指出：“应当说，这个划分相当准确地表现了各地区的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的差异，是颇为合理的。”(34)
但是浙西这一概念也同样没有被广泛使用。对此，高逸凡、范金民的《区域历史研究中的太湖流域：“江南”还是“浙西”》进一步指出：江南一词的使用在整个历史时期都不合适，而应该以“浙西”一词取代之。其理由是：相比之下，“浙西”作为历史上存在过的行政概念，区划范围上承东汉吴郡，与太湖流域高度一致，迄明初乃分属直、浙，时逾1200余年，而传统的“浙西”概念在明清时期仍然有其影响力。从“浙西”入手本地区的区域历史研究，更有利于增强学术的严谨性。(35)
同时，论文也梳理了浙西概念在历史上的使用情况，是目前对这一概念分析最全面的文章。不过，该文建议用“浙西”取代“江南”，貌似歧义变少了，边界清晰了，但是同样失去了“江南”本身应有的丰富内涵。正如李伯重所指出：“从元代起，‘江南’一词不再被用作行政地区的正式名称(虽然在清代江苏省有时也被称为江南省)。但令人费解的是，自此以后，‘江南’一词都越来越多地被用来专指原来被称为吴、三吴或浙西的那个地区，而吴、三吴、浙西这些原有的称呼，反而少用了。”(36)可见，作为行政区划名词，有时候未必可以被人们认同。这就是“江南”的魅力。舍此取彼，不是明智之举。当然，最大的问题还在于，用“浙西”一词去指称唐中期以前的太湖流域区域，是非常不合适的，比“江南”一词更不好。因为江南一词早已有之，也很早就用于称呼这一区域。
以上列举了很多地域的历史称呼，但除了江南、三吴、浙西等外，其他的称呼研究都不多，很多甚至还没有专文进行分析的。一个原因是这些词的歧义较少，大家都有较为一致的认识，觉得无须深论，所以就会出现一种“习焉不察”的现象。能将这些地域称呼进行逐个分析讨论，发现其概念内涵、背景、流行的历史时段，等等，会是很有趣也很有价值的工作。
三、余论：对“江南”概念使用的反思
目前来看，学者们虽然都在给自己的江南下定义，但是有一个较为明显的普遍现象就是在江南一词的使用时间上，几乎没有限制。不仅明清时期用江南的概念，在唐宋、六朝、秦汉乃至先秦，都一律使用江南的概念，而且往往不加辨析。也就是说，大家都很在意江南的空间范畴，但并不在意其时间上的适用性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关注这个问题。
事实上，“江南”这个区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的习惯性称呼，这点是大家都认同的。那么，学界理当使用各段的常见称呼，这才是符合历史主义的。但是事实不然，江南这一概念仍然被习惯性用于所有的历史时代。这方面，李伯重是早就注意到了，他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的江南地区(指明清的江南概念)，唐代以前称吴或三吴，唐称浙西。因而早期文献中的‘江南’，和清明时代的江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37)按照他的看法，明清的江南，唐代以前应该使用三吴(吴)，唐代应该使用浙西。这样比较符合历史现实。实际上，他后来对六朝时代，更多地使用了“江东”一词。他也曾在《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一文中正式提出了“江东文化”的概念。但目前六朝时期“江东”这一概念似乎还是很少有人使用(在讲到世家大族时较多使用江东一词)，常见的还是“江南”一词。为什么?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明清江南概念的上溯效应。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江南一词也有了巨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江南意象也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常见概念。现代的文史研究中，江南一直都是研究热点。就像所有研究都要追溯历史一样，人们对江南的历史，往上追溯到六朝隋唐时，容易将“江南”的概念也用在六朝隋唐时代，而取代当时人们更习惯性地使用“江东”“三吴”等概念。这些认识更多的是现代人的认识，而非当时人的认识。
名词使用，不仅仅在于名词本身，其背后还带着一系列相关的认识、观念。葛兆光曾经在《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中说道：“而现代人撰写的思想史，就常常是在这样的语境中，用这些后设的观念来叙述历史的。”(38)就以江南史研究来说，如果是站在明清江南史的立场上来做上溯研究，往往会带来做减法的结果。
就以“江南”一词的研究为例。后来做明清江南地区历史研究的冯贤亮也对江南一词的演变过程做了阐述。(39)我们可以看到，冯贤亮一文就只关心了江南这个词，而对江东这些曾经的历史词语完全不曾涉及。这是因为他研究的目标是明清的江南，往前追溯其实都是以明清江南为旨归的，所以他们的文章有取舍也就可以理解了。但是，如果我们以六朝隋唐的“江南”本身为研究对象的时候，上述的不足之处就很明显了。他们的“江南”是明清江南的框架，而不是六朝隋唐的“江南”。自今视昔的视角，因此他们的论述是做了减法的。
也有学者做如此表述：江南文化传统的形成经历了几个阶段，商周以前是江南文化的发轫期，春秋战国是成型期，秦汉是发展过渡期，魏晋南北朝是嬗变转型期，唐宋元为进一步发展期，明清为成熟期。(40)看起来颇有从古到今的视角，但其背后并未脱出以明清江南为归宿的框架，其实也是一种上溯式的眼光。这种思路的最大弊端，在于用线性变化的描述掩盖了各个历史时段各自的丰富内涵，是非历史主义的。某种意义上，这是明清江南的一种话语霸权，我们要充分警惕。
确实，“江南”地区最后是发展出了明清江南那种程度，会有这种状况是有历史渊源的，追溯到六朝隋唐乃至更早，都有必要。但是，这些在我看来属于上溯式的研究，并不能取代六朝隋唐的时代立场。作为“弱势”的一方，我们立足于六朝隋唐时代，来研究“江南区域”的时候，的确需要提高警惕，要剔除一些非历史主义的东西。我们必须牢记，历史的发展轨迹是自上而下的。逻辑不能反过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放在六朝隋唐时代，江东比江南一词更加合适。第一，江南一词概念所指比较含糊，江东相对比较清晰；第二，当时人更多使用江东一词；第三，本地域的人在自我指向的时候，较少使用江南概念。李伯重提出了江东文化一词，虽然没有论证使用江东一词的理由，但使用本时代最常用的词语，显然是符合历史主义的立场的。高逸凡、范金民在《区域历史研究中的太湖流域：“江南”还是“浙西”》中也批评了使用江南的做法，不过其角度有所不同。他们指出：在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学者习惯以“江南”等同于太湖流域的概念，诚不甚允当。作为地理和历史概念的“江南”，自秦汉以来从未真正与太湖流域相重合，与太湖流域等同的“江南”，其实是一个文化心理上的概念，且开始于近代。以“江南”为名开展研究，容易造成研究范围的混乱。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他们建议用浙西来取代江南一词，似乎有道理，但其存在的问题还是相似的，所谓换汤不换药。在我看来，一样不合适。
其实这一问题，历史地理学者从文化地理研究的视角，早就提出来了。蓝勇《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思考》一文，在“关于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方法”中提出了一个“关于时间断面与文化分区的问题”：“严格地讲，历史文化地理的分区研究应是动态的，在一定的区域内不同时代、不同断面上文化分区都是应有差异的，这便体现了文化区域差异与时间断面的函数关系。这样，加强断代文化地理研究和区域断代文化地理研究尤为必要。”(41)换句话说，区域内部的文化发展是动态的，意味着不同的历史时段，其文化面貌内涵应该都有重要区别，需要我们重视不同时段的差异所在。人们更容易被前后一贯性的想象所迷惑。蓝勇还举例指出：“我们以现代方言为主导因子划分的综合文化区，其主要历史渊源背景主要是明清时期的材料，如四川三大民俗区的形成依据的历史文化积累主要在明清时期。就目前学术界提出的综合文化区来看，多是以清代和现在文化因子为主导的时间断面综合文化区，故还缺乏时间断面上不同文化区的重叠分析，这是我们以后需要努力进一步研究的。”就江南的例子而言，也是如此，江南的研究就是以明清时代为基准的。
蓝勇在《西南历史文化地理》(42)的研究中，就刻意这样去探索了，在研究综合文化分区时，探讨了汉晋时期三蜀文化区、三巴文化区、犍为郡文化区，同时也划分出了唐代剑南三川区、宋代川陕四路的三川文化区、《太平寰宇记》所记载的风俗区。这个方法值得学习，如果以江南为例，我们的研究也需要有一个纵向时间轴上的明确区分。起码把六朝隋唐的江东，宋元的江南、明清的江南，做出明确界定。不要再混用同一个词语概念。
以李伯重的意见为指引的话，我们可以认为：先秦秦汉时期，用吴(越)、吴会等称呼很合适；六朝隋唐时期，可以采用江东一词，或不妨也使用三吴等词；唐后期直到宋元时期，浙西一词是比较恰当的；明清时期，江南概念自然是约定俗成了。各安其时，则相安无事。
注释：
①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41页，以下引用均出自此文。
②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③本文提到今天意义上的江南地区的概念时，地理范围上等同于“太湖流域地区”。因为这一概念可观且合理，区别明显，方便使用。李伯重在《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就说过：“上述八府一州在地理上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即此八府一州的大部分地区，都同属一个水系——太湖水系。”
④《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344页。
⑤《隋书》，第1341页。
⑥李孝聪：《唐代的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307-412页。
⑦刘士林：《西洲在何处：江南文化的诗性叙事》，上海：东方出版社，2005年；《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江南文化精神》，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⑧刘士林：《在江南发现诗性文化》，《解放日报》2004年10月17日，第8版。
⑨张兴龙：《江南文化传统精神的阐释——兼与景遐东先生商榷》，《美与时代》(下半月)2007年第3期；张兴龙《江南文化的区域界定及诗性精神的维度》，《东南文化》2007年第3期。
⑩景遐东：《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11)黄锡之：《释“江东”》，《苏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12)洪亮吉：《更生斋》“文甲集”卷三，清光绪三年(1877)洪氏授经堂增修本。
(13)丘光庭：《兼明书》，明钞本。
(14)宣炳善：《“江东”与吴越》，《咬文嚼字》2002年第12期。
(15)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另外在《文献》1989年第3期(第156-168页)刊有《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一文，作者为缪钺、方北辰。可见缪钺先生也是赞同使用江东这一概念。
(16)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
(17)王志邦：《六朝江东史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
(18)李伯重：《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19)刘新光：《唐宋时期“江南西道”的地域演变》，《国学学刊》2015年第4期。
(20)刘新光：《唐宋时期“江南西道”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21)黄锡之：《释“江东”》，《苏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22)《晋书》卷82《虞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140页。
(23)高燮初：《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1-94页。
(24)王卫平、王国平：《苏南社会结构变迁研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3-36页。
(25)李步嘉：《越绝书校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4页。
(26)《三国志》卷46《孙破虏讨逆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109页。
(27)李伯重：《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28)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29)《隋书》卷31《地理志》：“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於官禄。市廛列肆，埓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亦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賈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厖，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豫章之俗，颇同吴中。”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86-887页。
(30)曹文柱在其江南文化研究的论文中，其实完全遵用了吴中七郡的定义，但是取其实质而换其名称，还是冠以“江南”之名。他在《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中认为：“这里所说的江南，是指六朝时建邺(后改称建康)周围的丹阳、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等吴中七郡地区。它大致包括以今太湖为中心，北临长江，东绝大海，西至皖南宣城，南及浙江宁绍金衢的长江下游一带。”其实正是因为江南一词被广泛接受。
(31)王铿：《东晋南朝时期“三吴”的地理范围》，《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
(32)余晓栋：《东晋南朝“三吴”概念的界定及其演变》，《史学月刊》2012年第11期。
(33)值得一提的是周振鹤文章中还讨论了扬州作为城市被视为江南的原因，十分精彩。“自唐代以后，位于江北的扬州始终被当成江南来看待。”原因一：“长期以来扬州地区主体在江南，而其治所又是江南最大的城市，所以江南扬州的概念根深蒂固。”原因二：“唐朝以后，扬州经济十分繁荣，与成都并肩在全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原因三：“直到清代前期，扬州因为控扼运河的重要地位和盐业的兴盛，经济优势并未尽失，在文化心理方面依然维持江南的地位。”
(34)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35)高逸凡、范金民：《区域历史研究中的太湖流域：“江南”还是“浙西”》，《安徽史学》2014年第4期。
(36)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37)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38)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新华文摘》2003年第5期，第70页。这一思想葛兆光在多处论著中提及，如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等。
(39)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冯贤亮：《史料与史学：明清江南研究的几个面向》(《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一文有相似的论述。
(40)景遐东：《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41)蓝勇：《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思考》，《学术研究》2002年第1期。
(42)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